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是一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新兴交叉学科，是建构中国自主民族理论体系的重要依托。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根本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为理论基点，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探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新时代出场与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关键问题域包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社会结构演进问题，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民族互动关系问题，“两个共同体”与世界民族共同未来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标识性概念包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知识生产也面临西方学术观点政治化倒灌现象持续存在、国内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壁垒依然明显等困境。未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应当遵循“两个结合”的方法论基础，坚守人民立场，巩固中华民族主体性，强化知识话语权，讲清讲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和现实逻辑。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自主知识体系；标识性概念；关键问题域

一、问题的提出

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战略部署。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既指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与现实格局，更蕴含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学科领域。“理论是意识形态的基石，理论研究越深入，对意识形态的支撑就越坚强有力。”［2］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学科建设，把准研究方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3］当前，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正逐渐进入从经验观点提炼向学科知识生产拓展的新阶段。2024年5月，教育部批复在中央民族大学设立首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建设试点。次年4月，国务院学位办复函国家民委，支持新增中国人民大学等15所高校自主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建设，初步形成“1+15”格局，实现该学科在区域、类型和研究方向上的整体布局。

学术界就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呈现对“中国特色民族学转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话语”“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建设”等议题的理论关切。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明确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指明民族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整体性建设方向，并要求民族学突破过于关注单一民族和小型共同体的研究情况［4］。也有学者提出中国民族学需要形成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自觉，从初民社会转向现代复杂社会，以经验研究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5］，准确把握民族学与民族工作、中华文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6］，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7］。伴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有序展开，部分研究进一步论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话语问题，指出由生活经验向理论知识转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发展的必然趋势［8］，要求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要义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辩证关系［9］，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融贯［10］。但以西方民族理论为标尺的不适用性和理论研究匹配时代发展的不充分性，仍然制约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成效［11］，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发展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为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理论指导［12］。对此，新近研究更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问题，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应坚持自主性立场，囊括“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个核心范畴和标识性概念［13］。上述文献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学理逻辑提供了清晰线索，但学科发展的前沿性、迫切性决定当前亟需推进学科知识生产问题研究，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问题意识、原创概念、实践进路等基本架构。

设立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建设试点不仅是对现有学科体系的补充和完善，更有效打破原有学科区隔界限，克服西方民族理论话语局限，为用党的创新理论赋能学科建设提供现实路径［14］。鉴于此，本文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刻把握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命题，结合前期民族学科优化调整阶段性成效经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理论立场、核心论域与发展路向进行系统阐释。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立场

理论知识产生于人类在特定历史阶段从事的劳动和生活实践，技术创新与思想革新共同构成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解析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不能用西方那一套民族理论。”［2］44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以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为理论基点，关联着党坚持“两个结合”持续深化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规律性认识的具体实践，为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提供有力支持。

（一）马恩著作中“真正的共同体”科学构想

不同于西方民族学、人类学以初民社会为对象展开描述性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从人口、土地、劳动方式等多个层面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并将思辨对象进一步引向国家及其深层结构。在马恩经典文本中，“共同体”是对“民族”“国家”“部落”等概念范畴的一种更高抽象和本质规定［15］，从而达成多种具体社会形态的“思维一般化”。马克思依据生产力和交往形式间的矛盾关系，提出“共同体”会因历史条件变化而演变，表现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以及“真正的共同体”三个经典类型。前两者分别代指历史早期的部落共同体和以抽象人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后者则指向立足于人们实践活动的自由联合体。马克思将之介绍为：“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16］可见，正因为人首先是“共同体”“共同体的人”，才能是自由和理性的，他只有在人的普遍关系中，才在理论上得到完成（科学）和在实践上得到完成（政治）［17］。《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写道，“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16］419。

“真正的共同体”旨在寻求人的本质复归，既强调采取革命手段摧毁阶级和民族压迫，实现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高度统一；也要求通过继承并发展现有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来克服“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更呼唤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无疑问，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6］421。英国学者迈克尔·曼也言及，资本主义民族问题的症结在于不平等的公民权力，“很少有国家以在民主上的同一性为开始时期”［18］。与西方代议制的支配型政治不同，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理应延续马恩关于“真正的共同体”的经典讨论，回答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如何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之问。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19］梳理党的文献发现，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通过“两个结合”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勾勒出“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轮廓。例如，毛泽东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时对建立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作出前瞻性阐述，强调“在这个国家内的各个民族是平等，在平等的原则下建立联合的关系”［20］，并将党的阶级性与民族性统一起来，指明在中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同时的”［20］290。毛泽东曾多次讲到归纳中国本土经验的必要性，提倡“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20］344；“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20］408；“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问题”［21］。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先后提出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论断，包括但不限于“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22］；“少数民族的振兴同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密不可分、互相促进的”［23］；“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最高利益，民族团结是祖国统一的重要保证”［24］等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鲜明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重点阐释了“推进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要点。由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要点，获得了各族人民的广泛认同和支持［25］。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锚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立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与现实，推动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坚定地回答了十四亿多人口如何共同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建设问题。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自主知识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民族理论与中华民族大一统演进规律的深度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系统总结。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新时代出场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在民族领域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理论，讲清“中华民族与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一体和多元”“共同性和差异性”等几大关系，有力回击了将中华民族歪曲为政治虚名或仅有百年政治概念的种种错误言论。鉴于新时代民族领域的复杂性，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26］。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民族领域研究的学术主线，这要求按照增进共同性原则推进相关专业调整，聚合交叉学科资源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该学科建立的基本目标在于归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实践的科学经验，超越西方民族理论固有的“多元”与“一体”矛盾局限，为解释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与“民族”相关的社会现象提供知识索引。一方面，深刻把握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发展主流，克服既往民族研究的碎片化现象［27］，归纳“十二个必须”“四个与共”“五个相”等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共同”意涵［28］。另一方面，坚持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历史自觉，传承发展“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取向［29］，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共同价值作为“真正的共同体”的精神基础［30］。如上所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在民族领域深化“两个结合”的原创性成果，蕴含着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伟大祖国的实践逻辑，能够为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规律提供坚实的自主知识体系支撑。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论域

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需要以学科建设为基础，形成关键问题域与标识性概念交替演进的知识生产体系，在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学理思辨中回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关切。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围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格局、现代国家与民族关系、两个共同体及文明互鉴等问题初步形成核心论域。同时，受西方部分涉民族理论研究宣扬的所谓“普适价值”和政治话语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依然面临着亟待突破的知识生产困境。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关键问题域

就学科建设而言，稳定连续的问题域能够有效聚合研究者经验，设定学术研究的中长期方向。因此，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发展有赖于构建一系列联系紧密的关键问题域，学理化解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中国、中华文明的发问逻辑。本文主要介绍三个问题域。

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社会结构演进问题。众所周知，中华民族自觉意识虽觉醒于近代反帝斗争时期，但作为一个自在实体却形成发展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之中。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反思过往民族研究不足时提出，“民族与民族之间分开来研究，很难把情况真正了解清楚”［31］，并提出“民族走廊”这一用于支撑区域调查的概念构型。后继研究表明，走廊、通道、区系是从空间角度认识中国社会的重要研究单位，有助于剖析不同历史、政治、地理脉络下区域文化变迁和人群互动过程［32］，理解社会变迁转型中各民族的流动融居和社会利益格局变化［33］。可见，从社会实体结构出发，中华民族在各民族空间互嵌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生计相依、文化相融、心意相通的多元一体格局。以此作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问题域基础，势必要运用详实史料讲清中华民族从何处来的历史经纬，提炼其中承载的天下观伦理和华夷一体秩序经验。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也需从社会运转的整体性视角展开，通过跨区域、多民族、分类型的实地调查工作，形成对史料文本的现实经验补充，延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知识的时空向度。

二是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民族互动关系问题。民族国家概念源自欧洲现代性的知识前提与技术理性扩张［34］，西方民族学为其提供了族群、理性化、个体主义等诸多概念，填补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国家形象。因此，国家与民族关系问题始终是理解人类社会现代性的论辩焦点，其中关涉着对民主权力、族群边界、身份政治等问题的多重讨论，也形成了中西方关于民族国家建构问题的知识分野。中国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统合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与区域因素，延续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天下大同秩序，解决单一制国家内部的民族整合问题。西方国家则继承中世纪封建制传统，热衷在地域上插上种族标签，不仅通过各种手段塑造高度同质化的现代“民族”身份［35］，更试图以“族群”假代“民族”冲击他国国家认同基础。事实上，变异后的“族群”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概念，而是一个暗含着西方意识形态内容的术语［36］。由于中西方社会结构不同，若坚持以异化的族群理论解释中国的民族和民族问题，必然会危害国家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就这一问题域而言，当前亟需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立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验，科学解释国家与民族的多维互动机制，并主动对西方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越分权越分离”的发展怪象进行学理拆解。

三是“两个共同体”与世界民族共同未来问题。进入全球化时代，西方学界在反思现代性浪潮中发起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再审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由结盟或垄断，创造出新的、独立的经济或军事共同体，从而使民族国家转变为全球跨国公司的保安［34］。这些国家对内宣传族裔或公民民族主义，推行同质化熔炉政策和极端多元的族群政治，对外则试图以“脱钩断链”“去风险化”等方式制造全球断裂带，西方的“共同体”形象在资本逻辑催化下愈发虚幻诡秘。不同于西方文明从“共同体”向“社会”的离散化演进，中华文明的“共同体”没有被多元“社会”所离散，而是在多元一体结构格局中焕发出古老文明的蓬勃生机。因此，科学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自主知识体系需以世界民族的共同未来为问题导向，在批判反思西方国家社会撕裂和国家认同困境基础上，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验指引作用，从文明互鉴的高度围绕“两个共同体”持续贡献中华民族主体性知识。

综上，提出并锚定关键问题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强调，“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7］。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自主知识体系正是要回应中华民族和世界民族“去往何处”的时代之问。这要求理论界通过生产自主性、原创性的知识概念，逐渐摆脱西方概念和话语影响，探索构建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话语体系。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标识性概念

标识性概念既“标识”着一种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也“标识”着该种知识体系的“文明价值”和“世界意义”［38］。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界围绕如何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和实质展开了热烈讨论，并结合党的民族工作实践生产出一系列具有理论成长潜力的本土知识概念。本文着重阐释三个概念集合。

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汲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精髓，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凝炼阐释为“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2］49-50。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是党在民族工作领域坚持“两个结合”的理论成果，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各民族生产生活格局的学理化表达。该概念集合既承袭了中华民族“大一统”“和而不同”“知行合一”等传统文化智慧，也引鉴了关于社会结构功能的现代性理论，为补充修正西方“共同体”概念作出了中国贡献。西方曾采用人种、文化、心理、族群等多种研究范式寻找支撑其民族国家学说的理论基底，但最终无一例外走上了民族国家分化老路，很多模仿学习欧美现代化道路的新兴国家也陷入了族群冲突危机。与之对比，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结构和有机整体的内在特征，充分体现了相互依存、共担共享的合一共命特征［39］。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为基础形成的民族事务治理理念和方式方法，必将成为世界各国探索本国现代化道路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标识性概念。

二是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呈现各族群众“大流动、大融居”新态势，促进各民族互嵌式发展成为民族事务治理的重要着力点。历时地看，早期民族互嵌概念提出于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即“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40］，后经党的民族工作实践经验积累和学理化阐释而获得丰富内涵。2021年8月，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入推进民族互嵌作出高度概括，强调要“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41］。全方位嵌入理念提出标志着民族互嵌这一原创性理论形成了以社会空间为载体、生活关系为纽带、精神意志为核心的完备体系。该概念集合延续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思辨逻辑，充分尊重中国各民族空间共在和生计互助的社会事实，以各族群众行动主体性为基点形成了以共建共享发展成效、调节日常生活关系来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基础的理论线索，主要涉及“超大规模共同体”“内聚发展”“地域共生”等多个子概念，对于理解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治理道路有着较强解释力。这为拆解“新自由主义”影响下西方愈演愈烈的社会撕裂问题以及日韩等国长期存在的地域空心化现象提供一种解题思路，展现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蓬勃的生命力。

三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兼收并蓄，逐渐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汇聚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1］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指向，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概念集合，能够为理解人类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提供启示。该概念集合充分肯定个体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的主观能动性，强调文化发展既根植于生活实践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关注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内生动力激活的作用机制，对于阐释人与文化的同构关系有着知识“工具箱”价值。长期以来，西方现代性理论致力于将国家、社会、民族抽象化。美国学者安德森甚至断言，民族本质上是脱胎于神圣共同性的想象共同体，称“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42］。马克思主义立场鲜明地反对这种知识神秘化倾向，指出“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6］135-136。实际上，西方“民族主义发明了民族”的观点只是试图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遮蔽于唯心主义想象之下。任何共同体若失去实体基础而一味追求价值同一，只会深陷于知识的规训控制和文化的极度匮乏，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及其蕴含的文化主体性思想恰可拨开这团思想的“迷雾”。

生成标识性概念是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基础环节。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关联着多样性的劳动和交往方式，其所承载的社会意义和价值也各不相同。标识性概念是以“两个结合”为指导，采用跨学科思维形成的知识集合，这要求概念生产应坚持中华民族主体性，比较并反思、借鉴西方现代性学说，集中反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要社会事实和重大实践举措。由此，逐渐改变过往我国哲学社会学科发展中的本土知识式微现象，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知识生产困境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境内外反华势力持续在民族、宗教、人权、涉疆、涉藏、涉台、涉港等议题上频频发难，民族工作日益处于大国博弈前线［43］。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决定了民族研究任务的艰巨性。西方国家长期将“民族”视作欧洲现代性的产物，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角度出发将其民族理论套用于他国。这类始于资本主义殖民扩张阶段的理论，带有典型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偏好建构所谓的“普世文明”体系并持续向外输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西方民族国家在文明根性、发展逻辑、思想观念上完全不同，西方民族理论解释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然而，长期的理论输入与概念移植却对我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干扰。

一方面，西方学术观点政治化倒灌现象持续存在，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自主知识生产能力。西方现代化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结果，采用一种纵向的同质化、一致性、统一性普遍历史叙事思维［44］，人为塑造强调社会区隔的族群边界和排他性认同。相应的民族理论也聚焦于“分”及“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试图在全球化进程中建构文明等级体系。受这类理论和思潮影响，研究者在民族问题领域容易出现先入为主的认知偏差，陷入片面强调差异性而忽视共同性的经验误区。一些理论甚至利用人们对“现代国际秩序”“现代民族国家”的朴素认同，有意混淆历史与现实、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遮蔽“西方中心主义”的先验预设，妄图虚无中华民族历史［45］。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发展初期曾移植大量西方知识概念，导致学界在学科理论上缺乏独立性［46］，在涉及当代中国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议题上所能作出的知识贡献不足［4］。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自主知识生产同样面临上述问题。

另一方面，国内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壁垒依然明显，单一学科视角难以增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体”与“多元”知识内涵的解释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关键问题域和标识性概念，包含复合多维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过往研究主要从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出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发的不同面向和具体领域进行分类式知识提炼。研究者多以个人旨趣为起点开展此类研究，常会出现学术视野窄化和成果碎片化现象，难以有效回答中国各民族及其关联的“历史—现实”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场域中的位置和关系问题。对此，有必要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中国立场与世界意义，确立“问—答”的关系结构与意义结构，围绕“一”与“多”关系在经验世界里的动态变迁，重新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元”与“体”［47］。例如，引入哲学的元问题意识和政治学的制度统合思维，以多学科交叉的概念图谱和分析框架，系统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整体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当前亟需在两个向度实现困境突破。一是破解西方民族理论阐释中国历史现实的适用性危机。规避西方中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潜在的族群分化和文明等级观念，矫正“中原-边疆”二元割裂的叙事偏颇和“汉族-少数民族”的两分思维［48］。二是提炼中华民族大一统和内聚发展的原创性知识体系。理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经纬、深层结构和演变趋势，重点从中华民族和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结构与关系、物质与精神等层面展开，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发展路向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49］就学科建设而言，方法论决定着人们以何种视角、方式进入外部世界，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理论知识生产创新。理论演进是一个持续“发问”和“解答”的过程，因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在锚定核心论域同时还需形成方法论自觉，这关系到学科知识的解释力以及发展路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应当遵循“两个结合”的方法论基础，坚守人民立场，讲清讲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和现实逻辑，力求从固定学科领域研究上升至国家话语体系建构。

（一）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知识生产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党在民族工作领域始终坚持“两个结合”的成果，是对西方传统民族国家学说的全面超越。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将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需要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方面，坚持以政治统一促进民族融合作为理论研究基点，围绕多民族国家是历史常态这一客观规律拓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回应西方“一国一族”的狭隘观点以及“族群分治”的逻辑悖论。从学理角度讲清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推动党的民族工作经验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知识概念，为科学理解现代国家发展中涉及的社会结构、民族事务等治理议题提供经验指引。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根植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传统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中，以中华民族为主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善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维，形成以学科专业为支撑的核心论域和概念边界，建立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之网［50］。从历史角度讲明中华文明根脉，在核心知识论域中实现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元论取代西方将民族与国家“分立”的二元论，破解关于民族国家的“古今中西”之争。

例如，针对西方国家为服务扩张需要而提出的“族群分化”概念及由此造成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天下大同”思想便可予以驳斥。《礼记·大同篇》清晰阐述了中国先民的社会治理秩序理想，提倡以讲信修睦将人们联结为统一的政治和道德共同体，在公域中保证社会正义并增进人们之间的爱，“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亲、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样，尽管万民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但是万民还是呈现为个体，他们的幸福是具体的［51］。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同时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6］。只有在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原则下持续推进民族国家整合，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二）坚守人民立场，在实践中提炼和检验理论

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一项与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协同并进的重要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理论生产必须坚守人民立场，指出“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19］。因此，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应当以各族群众的社会生活经历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践中提炼支撑概念生产的典型经验，检验理论应用的有效性。理论前进的动力来自于人们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的活动，新理论应该独立接受实践检验。不论结果如何它已在事实上解释了以前理论的有待解释的问题，已达成了潜在的知识进步［52］。结合学界已初步提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知识来看，“多元一体”、内聚型发展、互嵌式社会结构等原创性概念都是对中华民族历史与现实生活实践的凝练式表达，反映出中国人的家国认同和集体主义倾向。与之相关的国家社会建设过程也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具有远超西方民族研究的发展潜力。

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讲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构想时，曾表达我国少数民族研究不能等同于民族学的观点，认为应从整体出发阐释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规律，与时俱进地讲清楚中华民族的实体性［53］。后续研究也进一步证成了这一理论范式的延展性，衍生出关注多民族迁移融合的“民族走廊”概念、梳理传统社会各民族关系的“伞式社会结构”概念以及解释各族群众生计相依的“隙地”“狭地”概念，等等。这些知识要素来自于长时段、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工作，并在各族群众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检验。西方现代化理念始终处于变动与反复之中，但无论西方话语对中国做出何种建构，都未能遮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客观规律性［54］。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不以任何意志为转移的实践自主性。中华民族共同体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还需从国家需要和国际期待出发，坚持以调查研究方式呈现中国各民族和世界民族的社会状态及发展愿景，思考全球现代性背景下民族问题的由来和解决之道。

（三）巩固中华民族主体性，强化知识话语权

增强话语传播能力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的客观要求，只有完成话语体系自塑才能实现知识的广泛传播和理性对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营造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社会氛围，重在“讲好中华民族故事，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加强中外学术界和民间团体的交流互动。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注重理论话语、生活话语的整合转换，以清晰严谨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强化理论和生活领域的知识话语权，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就理论话语生产而言，现阶段亟需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点建设，持续丰富专业教材库。以前期出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为主干，编修《民族学概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华民族学概论》等核心教材及相关配套课程讲义，形成逻辑主线清晰、核心观点明确、论据资料完备的知识框架。通过积极争取设立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一级交叉学科门类并明晰二级学科（或方向）［13］，在“本—硕—博”连贯培养体系中讲授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知识，消除西方社会思潮对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错误干扰，揭示西方经验无法概括中国文明，中华民族研究必须回归中华文明母体的价值旨归［55］。

就生活话语生产而言，需对各族群众参与基层民族事务治理的主体经历开展叙事提炼。这有助于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实现理论思辨与具身体验的紧密结合，发扬从实践中求得真知的社会科学研究精神，为讲清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奠定基础。制度运转是国家与社会的相遇，人们在生活中产生的交往关系和意愿是国家政策的生动呈现。例如，一些民族互嵌社区近年提出的“民族之家”“金石榴”“和合共生”等居民自治理念，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向。因此，当研究者尝试以理论思维解释各族群众生活现象时，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知识的内在累积便随之发生。当研究者从本土经验出发理解世界民族问题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与西方民族理论的平等对话由此展开。总而言之，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走向成熟学科的长期路向，必须以巩固中华民族主体性为知识话语生产前提，科学设置中华民族和世界民族研究的问题与议程，立足民族领域的国际舆论新格局主动发声，邀请知华友华人士协力同行。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特点，“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49］。自2014年5月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承担系统阐释“五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的话语结构的理论任务［56］，应时代所需设立。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既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斗争与社会建设经验的总结提炼，也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和民族事务治理立场观点方法的系统阐释，更是对如何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经验和文明特性为先导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追问。未来世界，文明交流与冲突并存。中华民族要想以更加自信、更加自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从民族主体性和文化话语权的战略高度加快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持续推出解读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实践、回答世界各国解决自身民族问题的原创性理论成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王沪宁陪同考察［N］．人民日报，2022-04-26（1）．

［2］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4：43．

［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3-10-29（1）．

［4］段红云．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研究转型［J］．思想战线，2022（2）：18-22．

［5］何明，谭任均．中国民族学知识生产的演进脉络与内在逻辑［J］．民族研究，2024（1）：44-57．

［6］赵心愚，成飞．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新路［J］．西藏研究，2024（5）：1-8．

［7］王迎春，沈桂萍．中国民族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为何必要、有何挑战及如何推进［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4（6）：112-123．

［8］高旸．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探索［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1）：105-121．

［9］田钒平，项子珊．论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生成机理［J］．民族学刊，2024（11）：45-52．

［10］田飞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自觉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4（6）：101-111．

［11］冯辉，高永久．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结构内涵、时代需求与实践导向［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1）：52-62．

［12］张铁军，周福盛．从学科互融、学术衔接到话语自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的多维探索［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3）：12-19．

［13］林华山．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与学科体系［J/OL］．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https://kns-cnki-net/detail/50.1023.c.20250429.1255.002.html．

［14］周婉琳．合力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N］．中国民族报，2025-04-25（1）．

［15］李艳平，王岩．概念与本质：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共同体”［J］．广西社会科学，2021（9）：89-96．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02．

［17］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21．

［18］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2卷）：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1760—1914）［M］．陈海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805．

［1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人民日报，2022-10-26（1）．

［20］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4．

［21］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6．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6．

［23］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82．

［24］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21．

［25］张淑娟，王硕．邓小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探析、实践探索和当代启示［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1）：25-40．

［26］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N］．人民日报，2021-08-29（1）．

［27］徐杰舜，李菲．链性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新定位［J］．社会科学战线，2020（7）：27-35．

［28］高永久，冯辉．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共同”意涵与建设要求［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6）：56-69．

［29］林华山，王京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基于“两个结合”视角［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2）：13-24．

［30］陈新夏．“真正的共同体”的基础及其当代启示［J］．教学与研究，2020（8）：5-12．

［31］费孝通文集：第8卷（1981—1982）［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317．

［32］麻国庆．走廊和通道：理解何以中国的空间视角［J］．开放时代，2025（1）：66-76．

［33］奂平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社会学理论自觉［J］．社会学评论，2024（6）：40-57．

［34］潘泽泉．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向度［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29-41．

［35］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3：361．

［36］沈培建．关于西方“族群”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再反思［J］．民族研究，2024（2）：15-29．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89-290．

［38］孙正聿．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24（7）：38-51．

［39］牛汝极．“合一共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6）：70-81．

［40］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N］．人民日报，2014-05-30（1）．

［41］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4年9月27日）［N］．人民日报，2024-09-28（2）．

［42］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45．

［43］边巴扎西．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J］．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2024（4）：38-50．

［44］陈赟．西方普遍历史叙事与多元文明的共生问题［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1）：139-153．

［45］朱昌荣．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理论挑战、关键问题和实践路径［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5（1）：5-7．

［46］杨圣敏．民族学研究如何参与文化强国建设［J］．民族研究，2020（6）：6-8．

［47］郭台辉．社会科学的三种“发问”意识［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5（1）：39-51．

［48］朱碧波．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与知识生产［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2）：28-38．

［49］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N］．人民日报，2016-05-19（2）．

［50］郭忠华．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下的标识性概念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24（5）：72-89．

［51］秋风．治理秩序论：经义今诂［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58．

［52］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347-348．

［53］费孝通文集：第12卷（1990—1993）［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25．

［54］贾玉娇．对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知识”的反思与厘清［J］．学海，2024（5）：24-34．

［55］潘岳．中西文明根性比较［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22：264．

［56］郝亚明，邱龙云．“五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的话语分析［J/OL］．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1[2025-06-30]．https://doi.org/10.13501/j.cnki.42-1328/c.20250619.001．

高旸，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中南民族大学）研究员。

基金项目：中南民族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招标项目“中东部城市民族问题治理创新研究”（JDY23008）；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民族交融交错地带构建多民族互惠共生共同体的路径机制研究”（CSQ25022）